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自觉的原因是什么？

中国文学的自觉，指文学自身觉悟到独立存在的价值，而从文史哲不分、诗舞乐合一的状态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门类。文学的自觉始于何时，实在是一个撰写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和文学思想史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文学的自觉发生于什么时代？学术界一般采用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的说法，认为是从魏晋时期开始的。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建安时代表现了文学的自觉精神。”（198页）又如王运熙、杨明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说，鲁迅将建安时期概括为“文学自觉的时代”（7页），确是十分精当的。李泽厚《美的历程》不仅认为“文学的自觉”是魏晋的产物，而且说“非但指文学而已。其他艺术，特别是绘画与书法，同样从魏晋起表现着这个自觉。”（97～100页）近年出版的比较有影响的一些文学史也坚持这种提法，如章培恒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魏晋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又说：“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

近年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罗宗强认为，最早提出魏晋是文学自觉时代的，不是鲁迅而是铃木虎雄，他指出：“1924年，日本学者铃木虎雄在他的《中国文学史》，提出魏晋是文学自觉的时代”(引者按：一说铃木虎雄在1925年出版的《*****诗论史》中，提出这一看法)。1927年，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后来我国的文学史家就都说：鲁迅说魏晋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直到近来，也还有人在这样说。其实，鲁迅只不过是引用了铃木虎雄的说法，并且把它解释成“‘为艺术而艺术’而已”（张峰屹：《西汉文学思想史序》）。

张少康在《中国文学观念的演变和文学的自觉》一文中指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从战国后期的初露端倪，到西汉中后期则已经很明确了。”他认为，这个过程的完成，“可以刘向校书而在《别录》中将诗赋专列一类作为标志。这是和文学观念的演变、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各种文学体裁的成熟，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直接相联系的”。

杨德贵在《汉赋的创作标志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一文中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学自觉意识启蒙于屈原、宋玉,开端于汉大赋的创作。汉赋的出现标志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它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自觉地发挥文学的社会功用,使文学为社会服务;汉赋与经、史、哲分家,成为独立的文学作品;有一定的创作理论;有些辞赋家终身以辞赋创作为业,形成了一批专业作家。

新月认为，所谓文学的“自觉”，其涵义至少包括两方面：一是文学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而独立发展；二是按文学自身的艺术规律进行创作。汉人的文学观无论是对文学本质和特征的认识，还是在文学理论上的建树，都未达到“自觉”的程度。文学的“自觉”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是以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为先导的。没有对人的自身价值的认识和肯定，没有尊重人的个性人格的观念的形成，就不可能有文学“自觉时代的来临”。魏晋时代，由对个体生命的重新审视而激发起来的人的觉醒，使得魏晋文学显示出强烈的主体性色彩。这是人的觉醒促使文学“自觉”发展的时代特征。宋齐时期的文学承续了魏晋文学发展的余脉。曹丕提出的“文章”分四科已接近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他对文章的地位和价值的肯定和褒扬对于后世文学观念的不断深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刘宋设立四馆之一的“文学”，大体与曹丕的文章观近义。这是从观念的更新到制度的确立，并不影响文学自觉时代的确定（国学网2002年12月31日帖子）。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袁行霈指出，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

闵虹主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分作“萌动时代”、“结胎时代”、“自觉时代”、“青春时代”、“深化时代”、“变奏时代”、“俗化时代”、“涅NFDE1时代”、“蜕变时代”等九个部分。其亦将文学的“自觉时代”定位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卫绍生在《重新认识文学的“自觉时代”》一文中指出，文学的自觉时代无疑是以文学的自觉为标志的，而文学的自觉，至少应该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作家的文学创作活动是自觉的而非功利性的行为（文学创作的自觉）；人们对文学的特性、功能、价值的认识至少在作家层面已经形成较为一致的共识（文学观念的自觉）；对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批评已经进入审美的或艺术的层次，且这种批评不是零星的、浅尝辄止式的或所谓的微言大义式的（文学批评的自觉）。如果学术界在文学自觉的标志方面能够形成共识，则有助于对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讨论深入一步。

宋词的概括

宋词是一种相对于古体诗的新体诗歌之一，标志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那么，宋朝诗人词人有哪些呢？下面我就为大家详细介绍下。

宋朝诗人词人有哪些

宋代词人基本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还有一种为花间派。

婉约派的代表人物：柳永、李清照、秦观、晏殊、晏几道、周邦彦、姜夔等。

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辛弃疾、苏轼、岳飞、陈亮、陆游、欧阳修等。

花间派的代表人物：温庭筠等。

附：宋词发展历程

起源

曲子词源自民间，俚俗粗鄙就是其天然倾向，由于敦煌石窟中大量的“曲子词”被重新发现，词源于民间

俗文学的观点已得到广泛承认。隋唐之际发生、形成的曲子词，原是配合一种全新的音乐--“燕乐”歌唱的。“燕”通“宴”，燕乐即酒宴间流行的助兴音乐，演奏和歌唱者皆为文化素质不高的下层乐工、歌妓。且燕乐曲调之来源，主要途径有二：一是来自边地或外域的少数民族。唐时西域音乐大量流入，被称为“胡部”，其中部分乐曲后被改为汉名，如天宝十三年（754）改太常曲中54个胡名乐为汉名。《羯鼓录》载131曲，其中十之六七是外来曲。后被用作词调的，许多据调名就可以断定其为外来乐，如《望月婆罗门》原是印度乐曲，《苏幕遮》本是龟兹乐曲。《胡捣练》、《胡渭州》等调，则明白冠以“胡”字，部分曲调来自南疆，如《菩萨蛮》、《八拍蛮》等等。部分曲调直接以边地为名，表明其曲调来自边地。《新唐书·五行志》说：“天宝后各曲，多以边地为名，如《伊州》、《甘州》、《凉州》等，”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四也说：“今乐府所传大曲，皆出于唐，而以州名者五：伊、凉、熙、石、渭也。”伊州为今新疆哈密地区，甘州为今甘肃张掖，凉州为今甘肃武威，熙州为今甘肃临洮，石州为今山西离石，渭州为今甘肃陇西，这些都是唐代的西北边州。燕乐构成的主体部分，就是这些外来音乐。二是来自民间的土风歌谣。唐代曲子很多原来是民歌，任二北先生的《教坊记笺订》对教坊曲中那些来自民间的曲子，逐一做过考察。如《竹枝》原是川湘民歌，唐刘禹锡《竹枝词序》说：“余来建平（今四川巫山），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又如《麦秀两歧》，《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七引《王氏见闻录》言五代朱梁时，“长吹《麦秀两歧》于殿前，施芟麦之具，引数十辈贫儿褴褛衣裳，携男抱女，挈筐笼而拾麦，仍和声唱，其词凄楚，及其贫苦之意。”宋代民间曲子之创作仍然十分旺盛，《宋史·乐志》言北宋时“民间作新声者甚众”，如《孤雁儿》、《韵令》等等。燕乐曲调的两种主要来源，奠定了燕乐及其配合其演唱歌辞的俚俗浅易的文学特征。歌词在演唱、流传过程中，以及发挥其娱乐性功能时，皆更加稳固了这一文学创作特征，歌词所具有的先天性的俚俗特征，与正统的以雅正为依归的审美传统大相径庭。广大歌词作家所接受的传统教育，历史和社会潜移默化之赋予他们的审美观念，皆在他们欣赏、创作歌词时，发挥自觉或不自觉的作用。努力摆脱俚俗粗鄙、复归于风雅之正途，便成了词人们急迫而不懈的追求。

发展

在唐朝时已经出现，最初在民间流行，经过五代到两宋，词得到很大发展，成为宋代主要的文学形式。宋词以描写艳情为主。张炎说：“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于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词源》卷下）就是对这方面特征的一个总结。宋词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第一个抒写艳思恋情的专门文体，“诗言志词言情”、“词为艳科”都是宋词这种创作主流倾向的归纳。宋词的题材集中在伤春悲秋、离愁别绪、风花雪月、男欢女爱等方面，与“艳情”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被后人推尊为“豪放词”开山祖的苏轼，其绝大多数词仍属“艳科”范围。即使是“艳情”之外的题材，也要受到主流倾向的渗透，或多或少地沾带着“艳”的情味宋词创作的主流倾向，正属于被孔子屏弃的“郑卫”之声一流，与风雅篇什背道而驰。它只有表层次上的'享乐生活追求，决没有深层的意蕴供回味。所以，宋词人们一面沉湎于声色的快乐享受，另一面又自我掩饰，自我辩解，“自扫其迹”。后人“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也为其曲意解释。贪图享受，人所难免，兴发情动，形诸歌咏。事后又觉得不合雅趣，有失颜面。这种矛盾普遍存在于歌词的创作之中。如能将艳情的表述含蓄化、朦胧化，似有兴寄，让接受者产生无限言外托喻之想。且将字面、句子、声韵皆加以锻炼，使其具有典丽高雅之风貌，岂不是两全其美?基于这样的立场，“去俗复雅”作为宋词创作的主要努力方向，从不自觉到自觉，从零星的努力到形成创作流派，从创作的实践到出现较完整。

巅峰

苏轼应该可以说是文人抒情词传统的最终奠定者，而一些人认为，这也正是历史发展的下坡路的开始，宋词只是一味的寄情山水，或者歌以明志，陈师道用“以诗为词”评价苏词，道中苏词革新的本质。从整体上观照，词的“雅化”进程，某种意义上也是词逐渐向诗靠拢的一个过程，努力跨越“言志”与“言情”界限的过程，所以，陆辅之才说：“雅正为尚，仍诗之支流。不雅正，不足言词。”苏轼以前，这个过程是渐进的，至苏轼却是一种突飞猛进的演变。首先，苏轼词扩大了词境。苏轼之性情、襟怀、学问悉见之于诗，也同样融之于词。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他外出打猎，便豪情满怀地说：“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他望月思念胞弟苏辙，便因此悟出人生哲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他登临古迹，便慨叹：“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五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刘熙载《艺概》卷四概括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其次，苏轼词提高了词品。苏轼的“以诗入词”，把词家的“言情”与诗人的“言志”很好结合起来，文章道德与儿女私情并见乎词，在词中树堂堂之阵，立正正之旗。即使写闺情，品格也特高。《贺新郎》中那位“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的美人，可与杜甫《佳人》“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之格调比高。胡寅《酒边词序》因此盛称苏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豪气超乎尘埃之外。”词至东坡，其体始尊。再次，苏轼改造了词风。出现在苏轼词中的往往是清奇阔大的景色，词人的旷达胸襟也徐徐展露在其中。传统区分宋词风格，有“婉约”、“豪放”之说，苏轼便是“豪放”词风的开创者。凡此种种“诗化”革新，都迅速地改变着词的内质，况周颐因此肯定说：“熙丰间，词学称极盛，苏长公提倡风雅，为一代山斗。”（《蕙风词话》卷二）刘熙载转换一个角度评价说：“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艺概》卷四）东坡的复古，正是词向诗的靠拢，突出“志之所之”，也是向唐诗的高远古雅复归。至此，词之“雅化”也取得了本质性的突破。

宋代盛行的一种中国文学体裁，宋词是一种相对于古体诗的新体诗歌之一，为宋代儒客文人智慧精华，标志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宋词句子有长有短，便于歌唱。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

它始于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明珠，在古代中国文学的阆苑里，它是一座芬芳绚丽的园圃。它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神韵，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盛。后有同名书籍《宋词》。

宋词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苏轼、辛弃疾（豪放派代表词人）、柳永、李清照（婉约派代表词人）。

词是一种音乐文学，它的产生、发展，以及创作、流传都与音乐有直接关系。词所配合的音乐是燕乐，又叫宴乐，为隋唐时主要用于娱乐和宴会的演奏，隋代已开始流行。而配合燕乐的词的起源，也就可以上溯到隋代。宋代王灼《碧鸡漫志》卷一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词最初主要流行于民间，《敦煌曲子词集》收录的一百六十多首作品，大多是从盛唐到唐末五代的民间歌曲。大约到中唐时期，诗人张志和、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开始写词，把这一文体引入了文坛。到晚唐五代时期，文人词有了很大的发展，晚唐词人温庭筠以及以他为代表的“花间派”词人以李煜、冯延巳为代表的南唐词人的创作，都为词体的成熟和基本抒情风格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词终于在诗之外别树一帜，成为中国古代最为突出的文学体裁之一。进入宋代，词的创作逐步蔚为大观，产生了大批成就突出的词人，名篇佳作层出不穷，并出现了各种风格、流派。《全宋词》共收录流传到现如今的词作一千三百三十多家将近两万首，从这一数字可以推想当时创作的盛况。词的起源虽早，但词的发展高峰则是在宋代，因此后人便把词看作是宋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与唐代诗歌并列，而有了所谓“唐诗、宋词”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