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骕的人物成就

科学预见

在太平洋学术会议上，胡先骕听到日本学者首次发现举世稀有的川苔草科植物（Podostemonaceae）的报告时，当时就预见中国肯定也有川苔草科植物的分布。1930年参加在爪哇召开的第四次泛太平洋科学会议后，他在《岭南科学杂志》第9卷第3期（1930年）上，再一次表明并推测中国东南沿海各省，如广东、福建、浙江等多山省县以及长江上游肯定会有川苔草科植物。果不出胡先骕所料，1944年2月，厦门大学生物系赵修谦终于在福建省长汀县东北隅龙门的岩石上采到该科植物1种。1年之后，又在汀江流域、晋江和闽江流域发现2种。经鉴定，这3种均为中国特有，即：川藻（TerniopsissessilisChao）、中国川苔草〔Clado－pus（Lawiella）chinensisChao〕、福建川苔草〔Cladopus（Lawiella）fukienensisChao〕胡先骕的预见被事实证实，正说明他的治学精密，对科学问题的分析、研究非常深入。

创办机构

1928年，胡先骕与秉志等人在尚志学会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支持下，于北京创办了静生生物调查所。建所初期，秉志任所长兼动物部主任，胡先骕任植物部主任，并受聘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讲授植物学。在教学过程中，他善于注意发现和培养人才。

平时，胡先骕对青年蔡希陶和助教俞德浚不止一次谈到：“自17世纪以来，中国的植物不断被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俄国的传教士、探险家、专业采集队、商贩和园艺家大摇大摆地采走，上万号的植物标本，成千种的花卉、果木种苗，都被他们带回各自的标本馆、博物馆等研究机构和大学标本室收藏，或在植物园内加以驯化。仅英国E．H．威尔逊（Wilson）一个人，本世纪初在中国湖北、四川、贵州‘旅行’11年，共收集6500号植物标本，约有5000种，并把1500种植物果木运回到美国和英国。在他的《一个带着标本箱、照相机和火枪在中国西部旅行的自然学家》一书中，承认中国的植物最丰富。中国的花卉是世界上最富丽的，特别赞赏中国杜鹃花的品种之多。在160多个品种中，他就采集80多个品种，其中60多个品种被他送往美国、英国去了。这怎不叫痛心！所以决心要创办静生生物调查所，以抵制他们，尽快发展中国的植物学。世界上只有中国的植物最丰富，中国的植物又以云南省最丰富。此人没有到过云南，还不知道中国云南的情况呢，应当到云南省去。”由于胡先骕的鼓励与支持，奠定了蔡希陶一生在云南把植物学的科研事业担当起来的基础。胡先骕称赞他们二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1930年，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议在英国剑桥召开。会上，胡先骕、陈焕镛、史德尉被选为国际植物命名法规委员会的委员。为了加速中国植物学科研工作，并进一步了解国外到底掌握中国多少资料。1930—1931年，在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部经费不多的情况下，胡先骕仍支持秦仁昌到收藏有世界各地500多万号植物标本的英国邱园（皇家植物园）去。后来，秦仁昌从该园精选出18300余号中国植物的模式标本，并将其拍成照片带回，以应国内研究者的需要。这是胡先骕、秦仁昌对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与发展所作出的一项极为卓越的贡献。

1932年，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改由胡先骕担任，秉志仍为动物部主任。所址迁至西城文津街3号的新建楼房，内设有动物标本室、植物标本室（委派秦仁昌兼任标本室主任）、陈列室、图书室和动植物实验室，并定期出版《中国植物图谱》（胡先骕、陈焕镛）、《中国蕨类植物图谱》（胡先骕、秦仁昌）、《河北习见树木图说》（周汉藩）和《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这时，科学研究人员已由10余人发展到50余人。胡先骕历年均派员到河北、山西、吉林、四川、云南和海南等省去调查和采集标本，并进行分析研究。此时的静生生物调查所，在国内外已成为较有声誉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之一。

为了扩展中国的科研机构，1938年，胡先骕派俞德浚会同蔡希陶在云南昆明创建了“云南省农林植物研究所”，由静生生物调查所与云南省政府教育厅合办。胡先骕兼任所长，并办有较大规模的植物园，即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

为了创建中国自己的植物园和发展中国的经济植物，1932年，在胡先骕的倡议和亲自指导下，并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赞同和支持，静生生物调查所经与江西省立农学院协议合办庐山森林植物园。1934年，园址最后决定建在含鄱口北麓。植物园原占地面积近万亩，为亚热带山地最理想的园地，也是中国最大的植物园。不仅有天然林、人工经济林，也有风景林和生态区，既可用作开展林木的利用和研究，又是研究植物学的一个良好基地。胡先骕委聘秦仁昌为第一任庐山森林植物园主任，并及时派陈封怀赴英国进修2年，回国担任园艺技师。经秦仁昌和陈封怀的辛苦经营，数年后，庐山森林植物园便形成为中国研究园林植物的重要基地。同时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植物园科技人员。

建立学会

为了发展现代植物科学事业和使各地广大植物科研人员和教学人员互通声气，促进学术交流，并在社会上普及植物学知识。经胡先骕和李继侗、张景钺、钱崇澍、陈焕镛、陈嵘等19名植物学家发起及筹备，于1933年8月20日在四川重庆北碚中国西部科学院召开了“中国植物学会”成立大会。会上选举钱崇澍为第一任会长、陈焕镛为副会长，胡先骕被选为《中国植物学杂志》（季刊）总编辑。1934年3月，胡先骕为该杂志创刊号写了“发刊辞”，并首次向国内外较全面介绍了“中国近年植物学进步之概况”。同年8月21—27日，第一届中国植物学会年会在庐山莲花谷召开。会上改选胡先骕为第二任会长。在年会上，胡先骕提议用自己的力量着手编纂《中国植物志》。1935—1948年，胡先骕受聘为南京中央研究院第一、二届评议员。

胡先骕除精研现代植物分类与分布外，对古植物学的研究也有很深的造诣。1938年，他同美国古植物学家R．W．钱耐（Chaney）在山东共同研究中国山旺新生代第三纪中新世古植物化石时，证明距今1200万年前山东的植物同现代长江流域的植物有相似性。1940年，他们两人在《中国古生物志》中联名发表“中国山东中新世植物群”的长文和较多的精确图版，这不仅为中国古植物学的研究打下了基础，而且也开拓了中国古植物学研究的新领域。

发现水杉

在胡先骕刚继续主持所内工作不久，年底便收到郑万钧从中央大学寄来薛纪如从四川万县磨刀溪采到尚不知其为“水杉”的枝叶和球花、幼球果的标本，请予以复查鉴定。胡先骕根据标本反复研究，并核查文献，确定该标本与日本大阪大学古植物学家S．三木茂（Miki）博士于1941年根据日本的2种植物化石，在日本植物学杂志11卷第261页所发表的水杉属（Metasequoia）的形态相同，应同为一属植物。经由胡先骕和郑万钧共同深入研究后，最后命名为水杉（MetasequoiaglyptostroboidesHuetCheng）。由于水杉在分类系统上介于杉科和柏科之间，为两科联系之桥梁，故另新立水杉科（MetasequoiaceaeHuetCheng）以区别。首次正式把在四川万县所采集的标本命名为“水杉”。这一珍奇活化石植物的发现与正式命名，引起全世界植物学家的震惊，特别是引起古植物学家的重视。这是胡先骕融会古今植物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美国的古植物学家钱耐还专程来中国对水杉进行实地考察。此后，各国出版的高等植物学和古植物学专著，也都相继有了这一记叙。为了向全世界介绍中国这一珍奇树种的重大发现，1946年，他在《地质调查所汇报》中发表《记古新世期之一种水杉》论文，将水杉的化石种与最新发现之水杉进行了比较。1947年，在美国的《观察》杂志发表《美国西部世界爷与中国四川万县之水杉》（Se－quoidofwesternAmericaandmetasequoiaofWanhsien，Szech－wan）。1948年，又在《美国纽约植物园》园刊中发表《中国是怎样发现‘活化石’水杉的》（Howmetasequoia，the“livingfossil”，wasdiscoveredinchina）。同年，与郑万钧联合发表《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种》。

自胡先骕的论文发表后，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各国植物园纷纷来函索要水杉种子，或派人来中国考察。直至中国解放，已有50余国家、近200处植物园先后从中国引去这个古老的孑遗植物，经各国试种均获成功。由于水杉的适应性很强，它的踪迹现已遍及世界各地。为了纪念这一重大发现，1961年胡先骕写成一首500余字的科学诗——《水杉歌》。他曾将《水杉歌》诗稿寄请陈毅副总理校正。陈毅读后很有感慨，并在稿后写下读后记：“胡老此诗，介绍中国科学上的新发现，证明中国科学一定能够自主且有首创精神，并不需要俯仰随人。诗末结以东风伫看压西风，正足以大张吾军。此诗富典实，美歌咏，乃其余事，值得讽诵。一九六二年二月八日。”

为此，陈毅特邀胡先骕赴中南海面叙。后将此诗稿转交《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于1962年2月17日将《水杉歌》和陈毅副总理的“读后记”全文发表。

创立分类系统

1948年，胡先骕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他所领导的静生生物调查所，自1928年创办以来，历经20年，已成为一个享有声誉的颇具规模的科研机构。收藏的标本就有20余万号，发表了论文280余篇和《中国森林树木图志》、《中国植物图谱》、《中国蕨类图谱》等专著，还培养了一大批造诣很深的植物学家。为进一步开展中国植物资源的调查研究和合理开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50年，由于机构、人员的调整，静生生物所与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等合并，成立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1953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胡先骕受聘任研究员。他除继续在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兼授植物分类学外，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植物分类学的研究上，并努力使科研与教学相结合。

1950年，胡先骕根据多年的研究，提出并发表了《被子植物分类的一个多元系统》的专论。他对被子植物的亲缘关系作了重要革新，不仅在目与科的排列上有重大的变更，而且对若干科的分合，也有新的建置。此外，还整理出一幅“被子植物亲缘关系系统图”。其主要论点是被子植物出自多元，即出自15个支派的原始被子植物。这是中国植物分类学家首次创立的一个较新的被子植物分类系统，也是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完成的第一篇学术专著。这部专著弥补了中国植物学史上的一项空白，但他仍自认并非圆满无缺，希望在古植物学和植物形态学研究有新的发现时，再继续加以修改。这也是他一贯一丝不苟、谦虚治学的科学态度。

胡先骕在大学任教时，总感缺少完善的中文本教材。因此，决定依自创的多元分类系统，多运用中国自己的资料，编纂一部《种子植物分类学》，代替过去使用的英国植物学家J．哈钦逊（Hutchinson）的分类系统。该书稿在361科中，对中国所产的各科叙述极为详细。在科的描述中，还补充了中国产的重要属。对有经济价值的种类，也择其重要的加以叙述。书稿末并载有中国产种子植物检索表，因此内容更臻完善。为了适应建国初期大学的急需，未能来得及绘制插图，故以《种子植物分类学讲义》为书名，于1951年出版。

1952年，胡先骕积极参加了反对美国发动细菌战的研究工作。经他鉴定，美国侵略者投下的沾有病菌的松树枝叶等植物均系分布于南朝鲜，而不是分布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的植物。由于在这项工作中成绩卓著，曾荣获第二届中国卫生会议模范奖状和奖章。

1953年胡先骕应邀编写了一部《经济植物学》。该书除花卉、森林和药用植物外，凡中国所有或在中国能见到的其他引进的经济植物，书中均作了详细记载，对各种经济植物的利用也有介绍。该书至今仍有它的重要参考价值。

1952年暑期中国院系调整后，北京师范大学另迁新址。胡先骕因忙于科研任务，是年秋季便告别了数十年的教育与教学生活。胡先骕对我国植物学的研究，尤其是对植物分类学、古植物学和经济植物学的研究与教学，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先后发现一个新科、十个新属、数百个新种。 胡先骕一生发表了论文百余篇，其中许多是有关新种、新属、新科和植物分类系统方面的论述。 序号作品出版年份出版社1中国西部果品志1919年科学2浙江植物名录1921年科学3江西植物名录（附福建崇安县植物）1921年科学4植物教学法1922年科学5高等植物学1923年商务印书馆6论国人宜注重经济植物学1924年科学7增订浙江植物名录1924年科学8New　Species，New　combinations，and　New　Descriptions of Chinese　Plants1925年Contr　Biol　Lab　Sci Soc　China9A　Preliminary　Survey of the　Forest　Flora of Southeastern China1926年Contr　Biol　Lab　Sci Soc China10种子植物分类学近来之趋势1928年科学11Prodromus　Flora　Sinensis．Contr Biol Lab Sci Soc China1929年Bull．Fan．Mem．Inst．Biol12世界植物地理1933年商务印书馆13Distribution　of Taxads and Conifers in China1933年Proc 5th Pacific Sci Congress14植物分类学研究之方法1934年中国植物学杂志15A Comparison of the lingeous Flora of China and EasternNorth America1935年Bull Chin Bot Soc16植物学小史1935年商务印书馆17如何充分利用中国植物之富源1936年中国植物学杂志18中国植物区系的特点与亲缘关系1937年中国植物学杂志19Constituents of the Floraof Yunnan1939年Proc Sixth PacificSci20中国山东中新世植物群1939年中国生物志（新甲种）21How Metasequoia，the“living fossil”，was Discovered inChina1948年Journ N Y Bot Gard22被子植物分类的一个多元系统1950年中国科学23水杉及其历史1950年中国植物学杂志24种子植物分类学讲义1951年中华书局25经济植物学1953年中华书局26中国崖豆藤属六新种1954年植物分类学报27植物分类学简编1955年高等教育出版社28经济植物手册1958年科学出版社29中国云南山茶科二新属1956年植物分类学报30水杉歌1956年人民日报31中国鹅耳枥属志资料1964年植物分类学报32The major groups of living being：A new classification1965年Taxon

秦仁昌（1898 02.15 - 1986 07.22），字子农，江苏省武进县（今常州市）人，我国现代著名植物学家，中国蕨类植物学的奠基人，中国植物学的一位拓荒者，著名的蕨类学家、植物分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秦仁昌于1898年1月出生在今江苏省武进市的一个农民家庭。1914年考入江苏省第一甲种农业学校林科，在校长陈嵘、教授钱崇澍的熏陶下，立志学习植物分类学。1919年农校毕业后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林学系，1925年毕业并获学士学位。秦仁昌刻苦努力，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得到了师长们的器重。由于家境贫困，在大学毕业前两年被陈焕镛教授介绍到国立东南大学兼任助教，半工半读直到毕业，1927年任讲师，那时现代植物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才开始传入中国。在教学过程中，秦仁昌发现对中国蕨类植物进行研究的都是外国的学者、专家，涉及中国蕨类植物研究的文章有200多篇，全是用英、法、日、俄等国文字或拉丁文发表，模式标本也全都分散在国外，我国的学校却连腊叶标本都没有。在此期间秦仁昌对华东、华北和华中的蕨类植物进行了全面考察，并向陈焕镛教授提出了自己对植物学的一些观点，得到了陈焕镛教授的支持。1926年秦仁昌随同陈焕镛教授到香港植物园标本室工作，有机会查阅了许多标本和文献资料，得到了更深的启发，因此更坚定了秦仁昌研究蕨类植物的信心，便立志研究。为了掌握、研究各国的文献材料，秦仁昌努力学习外语，经过奋发学习，他熟练地掌握了英文、拉丁文和法文，能阅读德文和俄文，秦仁昌广泛查阅文献资料，同外国专家、学者和书商通信，通过交换、购买等方式，一点一滴地搜集和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同时采集标本。

1927年秦仁昌受聘于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任植物学技师。秦仁昌搜集资料一丝不苟，通过几年的努力，他基本上掌握了180多年来我国学者发表的有关中国及邻近一些国家的蕨类植物文献。但因中国植物的模式标本也全都分散保存在国外各国的标本馆内，许多问题在国内无法澄清，于是秦仁昌决定到欧洲进修考察。

在胡先骕教授的支持下，于1929年到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植物学博物馆，得到当时世界著名的蕨类植物学权威C．科利斯登生（C.Christensen）的指导，开始考察、研究蕨类植物分类学。同时，秦仁昌还经常与美国、英国、瑞士的蕨类植物学家广泛交流联系，也得到他们的帮助，从而奠定了他研究蕨类植物的坚实基础。1930年秋，秦仁昌代表中央研究院出席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议。会后，为了彻底查清中国蕨类植物的模式标本，他又到瑞典、德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等国的标本馆作了短期访问研究，查阅标本。为了研究中国的植物分类学，又到英国皇家植物园标本馆及大英博物馆进行系统研究，查阅了皇家植物园标本馆所收藏的全部中国产的蕨类和种子植物标本以及邻近国家的蕨类植物标本。

1932年秦仁昌回国，任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研究员兼标本室主任。1934年创建我国第一个植物园——庐山森林植物园；他在较短的时间内引种栽培国内外数千种植物，同时完成30万字左右的《中国与印度及其邻邦产鳞毛蕨属之正误研究》一文。之后又创建了静生生物调查所云南丽江植物工作站并任主任。1938年，由于抗日战争的影响，九江一带被日寇进逼，形势危急，秦仁昌教授把一些有关蕨类植物研究方面的图书和标本寄存在庐山美国小学里，辗转流亡到昆明。他充分利用云南这个“植物王国”的有利条件，不畏艰难困苦，广泛调查和采集植物标本，展开对植物的研究，走遍了整个云南，他建立了庐山植物园丽江工作站，在昆明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蕨类植物研究中心。1940年在昆明期间，秦仁昌发表了《水龙骨科的自然分类系统》一文，他从蕨类植物的演变规律出发，根据系统发育理论，清晰地显示出蕨类植物的演化关系，大胆提出自己的创见，将水龙骨划分为30多科、200多属。动摇了长期统治蕨类植物分类的经典系统，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和争论，震动了国际蕨类学界并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解决了当时世界蕨类植物系统分类中最大的难题，这是世界蕨类植物系统分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因而当年获荷印隆福氏生物学奖，从而一个崭新的经典的自然分类系统诞生了，后来被国际上统称为“秦仁昌系统”，填补了中国对蕨类植物系统分类方面的空白。1945年，秦仁昌被聘为云南大学生物系和林学系教授兼主任，同时，兼任了一些其它行政职务。

1949年后，秦仁昌又兼任云南省林业局副局长。1952年，秦仁昌教授率领考察队，深入到云南西部的中缅边界，踏遍了中缅边界的山山水水，在芒市坝建立林场，并开始投入了橡胶林的育苗和造林工作。1953年，秦仁昌又到云南东南部的中越边界，参加营造巴西橡胶林的勘察设计工作，选定了橡胶宜林地，在云南诞生了新中国的橡胶林。

1954年，秦仁昌教授发表了《中国蕨类科属名词及分类系统》。1955年，秦仁昌教授被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同年，调北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任研究员兼植物分类与植物地理学研究室主任。秦教授对中国蕨类植物的研究开始了新的部署，以蕨类植物形态分类为基础，深入调查我国的蕨类植物资源，并开展解剖学、孢粉学、细胞学及引种栽培等方面的综合研究，从而提高科学研究水平。1959年，秦仁昌教授被选为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委员兼秘书，同时担任第二卷至第六卷的主编，他主编的《中国植物志》（第二卷）于当年首先出版，这是我国最先出版的一卷《中国植物志》，是《中国植物志》这部历史性巨著的第一本，对发展中国和世界的植物系统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73年，秦仁昌教授完成了《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中杜鹃花科属部分，得到了中外植物学家的高度评价，美国将这部著作翻译出版。他还翻译了国外植物学的最新成就的文献资料和一部近77万字的英文版《植物学拉丁文》，为我国植物学工作提供了一本极其重要的工具书。1978年，80高龄的秦教授发表了《中国蕨类植物科属的系统排列和历史来源》这一重要论文，他积累了数十年的工作经验，用新的研究成果对自己过去的分类系统作了进一步的修订和补充，对错综复杂的蕨类植物系统发育问题作了更深入、细致的探讨。次年，秦教授完成了《近代科学技术大词典》（植物学部分）的翻译工作。相继又组织翻译《韦氏大词典》（植物学部分）及完成《西藏植物志》中的蕨类植物志的工作。在“文革”期间，虽然环境、条件极其艰苦，面对重重困难，秦仁昌教授也从未停止过对蕨类植物的研究工作。

秦仁昌教授早在20年代曾任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植物部主任；曾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植物分类与植物地理学研究室主任，并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及华南植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顾问、《植物分类学报》主编；先后任中国植物学会理事、副理事长及名誉理事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被选为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被选聘为国家科委林业组成员及国际植物学会分类和命名委员会名誉副主席及蕨类植物学小组成员；被印度蕨类植物学会授予名誉会员；曾出席过全苏植物学会第二届代表大会；是20世纪世界上对蕨类植物系统学有卓越贡献的权威之一，因此被称为中国的蕨类学之父。1989年秦仁昌教授被授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93年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秦仁昌教授从事我国植物学研究60多年，对数千种蕨类植物，一一进行多方面的考察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著有许多关于中国蕨类植物的专著和论文。同时，在林业学、植物学、蕨类分类植物学方面为祖国培养了不少人才。对蕨类植物学形成了自己的学派，对中国蕨类植物提出了更客观的分类观点，从而创建了最完整的中国蕨类植物分类系统。对中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秦仁昌1940年发表的《水龙骨科的自然分类》，对国际蕨类植物学界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其科属概念大都被世界蕨类植物学家所采用；1978年发表的新系统，形成了秦仁昌系统学派；1959年编辑出版的《中国植物志》（第二卷），是《中国植物志》这部历史性巨著的第一本，为其他卷册的编写起了典范作用，对发展中国和世界的植物系统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秦仁昌20年代曾任东南大学理学院生物系植物学助教、中央大学理学院生物系植物学讲师、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植物部主任。在此期间他还访问了瑞典、德国、法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标本馆，并在英国皇家植物园标本馆和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过。回国后任静生生物调查所研究员兼植物标本室主任。1933年和其他中国植物学老前辈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植物学会，被选为副理事长。1934年创建了静生生物调查所庐山森林植物园并任主任。抗日战争期间辗转流亡到云南，又创建了静生生物调查所云南丽江植物工作站并任主任。1940年发表的《水龙骨科的自然分类》，解决了当时世界蕨类植物系统分类中的最大难题，当年获荷印隆福氏生物学奖金委员会颁发的奖金。抗日战争胜利后至1948年到云南大学生物系和森林学系任教授兼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植物分类与植物地理学研究室主任，并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及华南植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1979年以后一直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顾问、《植物分类学报》主编。先后任中国植物学会理事、副理事长及名誉理事长。1954年以后被连续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7年为国家科委林业组成员；1958年被聘为新疆综合考察队植物组组长，并赴新疆进行考察。1959年被选为《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委员兼秘书长。曾被选聘为国际植物学会分类和命名委员会名誉副主席及蕨类植物学小组成员，被印度蕨类植物学会授予名誉会员。此外，他还出席过全苏植物学会第二届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