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疾病保险是谁发明的

马里优斯巴纳德1983年在南非最先提出了重大疾病保险。

于1983年在南非问世，是由马里优斯巴纳德最先提出这一产品创意的。马里优斯医生发现，在实施了重大手术后，部分患者及其家庭的财务状况已经陷入困境，无法维持后续治疗。为了缓解被保险人实施重大手术后所承受的经济压力，他与南非一家保险公司合作开发了重大疾病保险。

1995年，我国内地市场引入了重大疾病保险，现已发展成为人身保险市场上重要的保障型产品。重大疾病保险在发展过程中，保障功能日趋完善，但该类产品的设计理念一直延续至今。

扩展资料：

重大疾病保险人人适合

1、社保只报销因疾病引起的医疗费用，因意外伤害导致的医疗费用不能报销。无论意外身故还是疾病身故，社保都是没有身故赔偿的，身故后只是返还当时个人账户的金额，而这部分的金额是很少的。

2、中国的社保报销首先是一个先支出再补偿的概念，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先自己支付，才能在这个基础之上报销回来多少，而且我们报销的数额不会大于开支总额。

购买了重大疾病保险，只要确诊的疾病是符合保险条款中的保障对象，那么就可以一次性获得保险公司的给付，一方面不需要自己在病后垫付医疗费用，更重要的是减轻了个人的医疗支出负担。对于没有医保的人来说，重疾险尤其重要。而对医保覆盖对象来说，重疾险可作为一种必要补充。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20世纪初，心脏病在所有疾病中属于死亡率最高的一类疾病。而现在，每年因心导管技术而获救的患者不计其数。我们平时听到的，例如气球扩张和支架放置等技术都是建立在心导管的技术基础上的。

心导管术一般是通过外周动脉将心导管逆行插入到人体心脏，从而进行各种检查和治疗，使得以前很多需要开胸的手术可以避免开胸的危险而更安全有效的完成。虽然现在心导管术已经在心内科的各种常规检查及治疗中广泛应用，可在91年前，当一位疯狂的医生将导尿管从自己的血管插入到心脏时，所有的人都觉得他是个“亵渎神灵”的疯子，他的尝试“只适合在马戏团获得教授资格”。直到1956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的时候，这位被遗忘在角落的“疯狂医生”、“马戏团教授”，才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时间回到1904年8月29日，沃纳·福斯曼出生于德国柏林。他从小在父亲和叔叔的教育与影响下，坚定了要当医生的理想。

24岁的他就通过了国家考试，正式成为一名医生。 25岁那年，也就是1929年，他偷偷完成了一个震惊医疗界的实验--人类首次自体心导管插入。

此时的福斯曼虽然只是个实习医生，但在一次次的尸检中，他发现可以通过管子从人体手臂穿透到心脏。根据他自己的描述，学生时代他就对心脏学科有兴趣，他后来的自体实验是基于克劳德·伯纳德对动物的活体研究，还有奥古斯特·查维和埃蒂安·朱尔斯·马里这对组合在动物（尤其是狗和马）身上的研究成果。奥古斯特·查维在1861年至1863年之间开发了心内心动描记法，并用心导管技术测量了马的心内血压。

在这些经验基础上，福斯曼自信可以直接将这个技术作用于人类。他当时的领导理查德.施耐德同意这个主张，但是认为直接做人体实验风险太大，所以建议他多做些研究，先从动物开始。虽然，医院方面并不支持他这个异想天开的“想法”，可福斯曼并未放弃，反而从公开试验转为了“地下”试验。

首次心脏导管插入术自体实验的确切过程尚不清楚，因为福斯曼自己发布了该过程的两个不同版本：

他在自传中描述，他说服了一名主管手术室的护士格尔达.蒂森。蒂森为他准备了用于采血的医疗设备以及导尿管。当时他和蒂森谈的时候是说由蒂森作为他的实验对象。

然而，在实验的时候，他只是为蒂森打了麻药，然后转过身来为自己也打了一针麻药，并将导尿管插入了自己的血管。当蒂森意识到自己受骗的时候，实验已经完成了。她只好带着福斯曼去到X光室。第一张x光片显示，导尿管距离心脏还有一段距离，于是，他将导尿管再往里推送了30厘米，最终到达右心室，并拍下了x 光片。这个版本也是最广为流传的。

另一个版本是，在他1929年的出版物中写道的，福斯曼的首次实验是和一位叫彼得·罗密斯的同事一起进行的。在这次实验中，他的同事由于担心可能产生危险而停止了实验，在停止实验之前，导管大概插入了35厘米。一个星期后，福斯曼便单独进行了实验。虽然具体过程无法考证，但福斯曼确实通过实验留下了一张珍贵的X光片。

这一疯狂的举动很快便传开了，外科主管施耐德虽然被气得不轻，但是他深知这项研究的深远意义。在谈到论文发表的问题时，施耐德认为，要想取得巨大的轰动效应，使学术界认可这一试验，将重点放在诊断方面的研究是不合适的。因此，他建议强调其可能存在的治疗价值。在施耐德的支持下，福斯曼进行了第二次试验，实验对象为一名因产后感染性休克而昏迷濒死的病人，为其进行心内插管并直接应用两种强心的药物的注射。结果证明，这比外周静脉注射效果要好。

1931年，福斯曼在德国外科协会的年会上发表了自己的报告，但反响平平。虽然施耐德尽力利用自己的影响推销福斯曼和他的研究，但他的求职之路却并不顺利。 1932年福斯曼加入了纳粹党，二战爆发后，他成了一名军医。而当他的论文终于被大洋彼岸的研究者重视起来时，他还在美军的战俘营中，直到1945年才获释。

在他入狱期间，安德烈·弗雷德里克·库尔南（AndréFrédéricCournand）和狄金森·理查兹（Dickinson W. Richards）都阅读了他的论文。

他们开发了将他的技术应用于心脏病诊断和研究的方法。 1954年，福斯曼获得了德国科学院莱布尼兹奖章。 1956年，库南、理查兹和福斯曼三人一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福斯曼与心导管术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但人类发展进步至今，对于更多未知领域的 探索 开发才刚刚开始。我们对于这些未知的 探索 过程并不总是像福斯曼这么幸运，很多时候充满了各种风险。无论前期做过多少试验，得出多少数据，都有可能在最终实际的的应用环境中功亏一篑，最严重的代价可能是研究人员的生命。成或败的代价有着巨大的不对称性。即使在我们现在这个开明的时代，一项有价值的 探索 建议仍然有可能由于旧观念的禁忌而不被主流所接受。临床医疗和生物医学研究在为病人提供更丰富、更有效的诊疗手段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伦理与 社会 文化难题。

那么，我们对于这些符合整个人类利益的 探索 ，是否都应给予鼓励和支持呢？对此，您有怎样的看法呢？欢迎留言评论，如果有兴趣您还可以点击观看视频：福斯曼与心导管术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