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

网上有关“徐友渔”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徐友渔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作者丨谢丹儒

摄影丨先知书店

1.

初读《燃灯者》，我盯着腰封的那一句话看了良久，着实震撼，着实费解，也着实新鲜：

“无声者的声音，自觉者的觉悟，主音外的雅歌。”

我不懂啊。

无声者何以冒出来声音？自觉者的觉悟，何必提及自觉者，只是谈论觉悟有何不可？主音外的雅歌，就更甚了，雅歌何以不是主音？

难道是故弄玄虚？这明明是自相矛盾嘛。或者是为了博人眼球？可这些哪个又是人们真正关心的。难不成“腰封”就是“妖风”，若是如此，旁边又何必多此一举添上陈嘉映的解读呢？

“越胜带着那段异常的历史出现在我们面前。那是个险恶的时代，唯因此，友情来得特别真，特别重；那是个贫苦的时代，倒仿佛因此，人不得不有点儿精神。越深心里，这段历史浓重得排解不开，唯在这种历史感的簇拥下，他笔下的人物才那样饱满。”

如此一来，似乎更加矛盾了。

这以一贯以来的编辑的作风，或出版界的作风，显然是不能够的。他们的专业不允许他们这般捉弄，他们的情操不允许他们这般矛盾。难道是别有用心？那就更不应该了！

直到我将腰封翻过来，看到那段——

“燃灯者昭示出的乃是黑暗中的光亮，寒夜里的暖意。这代知识人高迈的风骨、超拔的心性，已为现世所遗忘、权贵所鄙薄，却在问道、求善者心中长存。”

深以为然的同时，这才恍然惊觉，恍然大悟。

再读书中内容，读《辅成先生》，读《聊与梅花分夜永》，到《渎神于缺席》、《若有人兮山之阿》、《骊歌清酒忆旧时》，若还不懂，那大概是因为缺少哲学相关的见识，又或是没认真读的缘故吧。

直到这时，若还不懂“腰封”的要义，那就真是白读了。

2.

无声者的声音，这“声音”是言行举止呀，是以身教以言教，却不是以肤浅的言谈、喧闹、词语或大声喧嚷，这是以心，以灵魂，以文，以思想，在发声啊！

“古往今来，常有人在高台上向群众大声激昂地讲经书，背条文，深刻玄妙。而我总爱低着头，看看他们的心胸是否也有跳动？不幸，我常常是失望的，有些人的话每每不是从心坎里发出的，而是从喉管里发出的。”

自觉者的觉悟，何以自觉者，又何以称之为“觉悟”呢？那是对自己清醒的认知啊，是“知己无知”，是知士者之困境：士“志于道”，士“从道不从君”。读书人，知识分子，独见思想，是“我的王国不在此世”，是独立人格，是寂寞，是爱和美，是守卫和自由，是对信仰的坚守啊。

“贫乏的心灵觉不出贫瘠的语言，壅塞于途的闲言、高台之上的喧哗，往往会被视作丰裕的明见。终于，轻肥的言语遮蔽起苦寻的真知，像波舒哀所言‘我想给你们的肉体创造其精神，谁知你们连精神都充满肉欲’。”

主音外的雅歌呢？这是多么讽刺，多么沉重，又是多么高雅啊！

“赵越胜为燃灯者立传，为思想找寻薪火相传者，也为这个价值与情操全面失守的世界留下了一声沉重的叹息。”

言及此，欲泣还诉：这是怎样的人呢？燃灯者，你燃灯，照亮他人，守夜者，你又何曾想过自己？

《朱安，一生欠安》中说：“先生一生，撰文不计其数，却没有一个字是关于我，何其悲凉，时间都在他人笔尖上，独独把我遗忘。”

不，我想说的是，尽管情形是类似的，然而这个“我”，意义却大不相同。《朱安，一生欠安》说的是他人，而《燃灯者》是燃烧“自我”，牺牲自我，是无我，是为后人言说，这是何其伟大，何其高尚，又何其讽刺呢？于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宿命，读书人、知识分子的宿命，这是何其寂寞呢？！

幸运的是，还有人在守候，而只要有人守候，就有破晓的可能！

3.

“我爱真理，但我更爱朋友”，越胜当年如是说。

“其实，爱人，才能爱真理，才有真理。”陈嘉映如是说。

那是怎样一个险恶的时代呢？

“1966年年中爆发‘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大陆陷入空前的灾难，一代年轻人精神上的愚昧、狂热、野蛮暴露无遗。”

“事实上，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因为思想探索遭到镇压，有的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有的赔付了青春年华，贻误了终身前途。”

陈友鱼如是说。

《燃灯者》，燃灯者在佛家是指片语可开悟人的觉者。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皆可为燃灯者。

辅成先生，无疑就是这样的燃灯者，而且是燃巨烛之人。然而，赵越胜又何尝不是这样的燃灯者呢？

“薪尽火传，记忆文字所燃烛者，不正是‘火传’的仪式吗？”

“是知灯者，破愚暗以明斯道。”

鲁迅先生曾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可是，“能够代周先生剖白心迹，而将其理想和追求记录、传达于后人，令其薪火不绝者……”

就是这样一个人——“率性，爱家人，重友情，劳作之余，以音乐、诗歌为伴，说到读书，依旧眉飞色舞，不改其乐……”

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差不多与写作绝缘。然而，他终究还是写下了这些文字，这是，他心中的火焰从未熄灭呀！

梁治平如是说。

这一个个挚友，良师或益友，他们何尝又不是“知灯者”呢？

“薪火相传，这我原先也是知道的，有人也曾点亮过我心中的烛。然而我还有一问：那火种是怎么得来的？读越胜文，我终于是想明白了：人类这个物种自来有‘盗火者’在。‘盗火’并非普罗米修斯一次就完成了的行为，人世间每一次火的传递，都是一次传递双方共同进行的‘盗火’。不是吗？越胜笔下的‘燃灯者’辅成先生，连同越胜本人，其实也都是‘盗火者’。”

你与我呢？那些为这个价值与情操全面失守的世界留下一声沉重的叹息的人们，那些还在执着于不计功利的精神追求，言说更高价值的存在的人们，我们是否也该叹息，或守夜呢？

诗人朱赢吟咏道，“你点亮了等，我才开始恐惧黑暗。”

赵越胜接着说，“正因为体会到此一恐惧，我们才奋起争取光亮。”

那么，我们呢？

4.

他问道：“如果现实社会中人人撒谎，诚实就只是幻想吗？”

燃灯者们恰恰在此，以自己的学识，修为，友谊和献身精神，实践着教人趋向善好的活动。在士林凋残、斯文扫地的年代，他们高贵的人格便是那盏放在台灯上的灯，“照亮了一家人”。

因为他们，我们才不至陷入只见人群不见人物的空虚。

因为他们，我们才不至在黑暗的荒原上载歌载舞。

《马太福音》中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下，就照亮衣架的人。”

先生就是一盏放在灯台下的灯。

赵越胜何尝不是？

那一名名挚友、读书人、知识分子：陈嘉映、徐友渔、梁治平、张志扬、朱正琳、周国平，以及读这些文字，在莞尔与凝重、欢悦与沉郁之间，又被一次次地感动和启悟的人们，他们，你们，我们，他们，又何尝不是？

哈维尔本人并不是一个专业的哲学家，不同于研究哲学史的西方哲学家。而且如有的论者所言，哈维尔的故事比其思想更值得关注。作为一个有着独特魅力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哈维尔的思想、著作及其实践中，有着坚定的哲学理念的支撑，对于这一理念的梳理，或有其意义。

1975 年 4 月，哈维尔写下了致总统胡萨克的公开信，揭示安定掩盖下的危机和全民族付出的道德代价。哈维尔在信中说，如果只看日常生活的表面，只从统计数字和官方报告来衡量，国家成功地获得了安定，但如果从社会的道德与精神复兴，人性和自由的扩展，人的尊严的提高这种角度看，社会并不是安定的，而是处于空前的危机之中。因为人民对政府的服从、社会表面的团结，根源只是人们的恐惧。他们重复自己并不相信的话，做自己并不情愿的事，是因为在这个国家几乎每个人都有生存的压力，在本质上都很脆弱，容易受到损害，都有可失去的东西，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感到担忧和恐惧。

与恐惧相联系的是善恶观的沦丧和言不由衷。“在这些情况下，政府工作人员上上下下都在搞腐败，他们随时随地敢于公开收受贿赂，寡廉鲜耻地为一己之私利和贪欲行事，这种情况在最近10年达到了空前的程度。现在真正相信官方宣传和尽心支持当局的比任何时候都少，但虚伪之徒的人数却在稳步上升，以至于每个公民都不得不变得口是心非……无望导致冷漠，冷漠导致顺从，顺从导致把一切都变成例行公事——有人把这当成‘群众投入政治’的例证，现代的‘正常’行为的概念就是由这一切构成的。这个概念实质上是极可悲的。”

著名哲学家徐友渔评价道：哈维尔指出，人们愈是彻底放弃全面改革的希望，不再对超越个人的目标和价值感兴趣，放弃“向外”发挥影响的机会，他们就愈加把精力转向阻力最小的方面，大练“内功”，把心思用在家庭、居室方面。他们装修住宅、购别墅、买小车，他们满意地享受着选购这种牌子或那种牌子的洗衣机、电冰箱的自由，而没有分享经济决策、参与政治生活和发挥才智的自由。人们把真实生活的无可奈何的替代方式当成人性的生活。当权者对待这些只能自保的生物采用的手段是有效的，他们选择了最不费力的路，但完全忽视了他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对人格的粗暴践踏和对尊严的无情阉割。

哈维尔尖锐地指出，秩序建立了，但代价是精神的麻木、心灵的寂灭，表面的安定取得了，但代价是社会的精神和道德危机。人们匆匆放弃昨天还拒绝放弃的立场，社会良知昨天还认为不好的事，今天便被理解，明天就被视为理所当然，后天就成了楷模。在最近几年，对于什么是“自然的”和“正常的”，人们的评价不同了，社会的道德态度变了，这种变化比想像的更为严重，因为人们日趋麻木，对麻木的自知力也在下降。“诚然，国家有安定的局面。但难道你不会说，它安定得像停尸房或墓地？”

后极权主义十分依靠意识形态，它的原则是将权力中心等于真理的中心。“在这个制度下，生活中渗透了虚伪和谎言；官僚统治的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名义下被奴役；把彻底使人渺小说成人的完全解放；剥夺人的知情权叫做政令公开；弄权操纵叫做群众参政：无法无天叫做遵法守纪；压制文化叫做百花齐放；帝国影响的扩张说成是支援被压迫人民；没有言论自由成了自由的最高形式；闹剧式的选举成了民主的最高形式；扼杀独立思考成了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成了兄弟般的援助。因为政权成了自己谎言的俘虏，所以它必须对一切作伪。它伪造过去，它伪造现在，它伪造将来。它伪造统计数据。它假装没有无处不在、不受制约的警察机构。它假装尊重人权，假装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装什么也不怕，假装从不做假。”哈维尔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指出，后极权制度的出现和存在，并非历史的错误，而在于现代人性中，明显地有使得这个制度产生，至少是容忍这个制度的倾向。“人们被迫生活在谎言之中，但他们能被迫这么做，只是因为事实上他们可以这样活下去。因此，不仅是这制度使人性疏离，同时，是疏离的人性支持了这制度……这成了人性堕落的写照。人们作为人失败了的见证。”

关于“徐友渔”这个话题的介绍，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分享完了，如果对你有所帮助请保持对本站的关注！